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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其产权是再明晰不过的。这类企业并非真正的企业,或只是准企业。产权因素无法、也不能转换为激励机制。所以,在这类企业研究产权因素的制约没有更大的意义。但有一点又是其他企业无法证明的,即从反面说明:产权的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无法证明产权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也无法证明其业绩和经营效益的高低。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已经徒具形式,不啻是一种叠床架屋的模仿秀,是一种企图通过“马背上画道道”画成“真斑马”的行为。真正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管理构架和模式,或者叫“准行政管理”即可。当然,我们不能无视问题的阶段性和客观存在,这属于制度因素制约研究的内容之一。 其次,对于竞争性行业存在的国有企业,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上应该完全退出。这是产权因素制约仍然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和探索,国内外成熟案例很多,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本不应该成为疑难问题。但在中国目前情势之下,有必要厘清以下思路: 对于具体的改制程序、措施和办法,要做好论证和设计。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产权因素制约。如划归社保基金、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和变卖资产解决人员遗留问题等。当然,上市也是合理与必要的选择。但要明确上市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套现而择机退出,而非盲目做大做强,以免埋下隐患。 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在竞争性领域再投入。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一方面在研究如何退出,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进入。尤其是不能在目前还可以赚钱的竞争性行业继续投入。过去国企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已多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时的成就和快感,往往使人产生“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幻觉。待到头脑清醒时,方知那幻觉不过是场梦而已。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约束力最弱,层层代理人体制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多。包括选人用人机制和进行经济计算等都缺乏第一动力,即直接动力。而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由于有了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约束,则为这类企业提供了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第一动力,从而使产权因素的正面制约作用非常显著。 其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在产权因素制约以外,制度及环境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1.制度及环境因素的制约 中国并不缺乏聪明人,不缺乏创造财富的智慧,缺的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 对国有企业来讲,目前要重视的制度因素,包括国家制定国有企业总体退出的路线图、时间表。既要完成产权改革,直至彻底退出;又要从公开透明化入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还要解决好人员的整体划转、退出和再就业等问题。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 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创造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制度条件。美国之所以会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一大批创新企业家,与其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企业管理上有句名言,即“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这种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管理模式却很难制度化。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管理思路难脱“机会主义”之嫌。但我看来,这无疑是在激烈的商战中得以取胜的真知灼见。 柳传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代表,并不是单一的个体存在。他既代表了企业家个人成长的制度困境,也代表了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制度约束的悖论。而他们的成功,无疑又增添了个人奋斗的悲壮和不可复制性。所以,直到现在柳传志还在说:企业家很胆小、很害怕。如此发自内心的语言表达一再警示,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企业家才能发挥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宁高宁作为知名央企负责人,在其倡导的中粮集团“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曾经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我们中国的国企这一切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 宁高宁这一席话,既表明一个现代国企负责人具有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显现出其踌躇满志中的无奈和迷茫。因为在一个产权约束尚不明朗的环境中,是无法体现制度建设优越性的。这种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困境与企业家才能发挥所需要的自由环境是非常难以兼容的。虽然企业家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变革,但企业家精神也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 2.文化因素的制约 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与胡适曾有一辩。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体现的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体现的是物质文明,而精神文明优于物质文明。而胡适却认为,西方物质文明优于东方精神文明,因为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所以,胡适被评判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讨论来讨论去,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究竟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有无制约、影响几何,当时也难见分晓,且将继续下去。 时至今日,中国已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但传统文化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企业家才能发挥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包容和利于创新的大环境和气场;而传统文化对人的最高道德评价是爱国。爱国是任何国家文化教育不可缺少的普遍价值观,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却无法衡量其主客体之间的谁对谁错、谁高谁低。企业家才能发挥既不能受地域和国土的限制,也不能给其创造的利润贴上文化的标签,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标准。因此,文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和制约依然不可小视。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制度成因。现今尤以官本位体制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最甚。 3.个人因素的制约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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