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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编辑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里,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以纪实速写的方式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搭眼一看,地道的农民。”晓阳的《人群当中找原型》这样描述柳青接触群众和观察生活:“看到人家修自行车,用打豆机爆米花,安装电水车,他都要自始至终地看着。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来半截砖头,坐下来和人家对弈。”郭盼生的文章说道,“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与忘我。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新变。 “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在反映新的农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个描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写作设想,在下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忙里偷闲写出了近10万字的稿子。但自己看来看去,都很不满意,在夜深人静之时,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烬。他决心要从接近于“闭门造车”的状态走出来,在充分深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新的小说作品,攀登新的文学高度。经过与皇甫村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通过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柳青新的小说的写作计划渐渐清晰,围绕着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的矛盾斗争,其间各色人物的独有个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烂熟于心,呼之欲出。于是,1954年,柳青开始写作并写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随着深入生活的渐入佳境和文学造诣的不断提升,他对第二稿很不满意,一个时期陷入了苦闷之中,直到1958年,经过长久的思考、阅读与研究,终于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气地投入写作之中,终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说的第一部。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部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具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根据李光泽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台前幕后》一文中的介绍,1958年8月7日,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创业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出版社每天都接到好几起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出乎人们预料。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的评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对于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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