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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第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的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连声感叹：“不知昨天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当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差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矗立的战神。 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难以计数。他们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3 艰难困苦的抗争 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敌叛变浪潮中，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一些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经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被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娇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的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4 站起来的中国人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八一“南昌起义”，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至今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这一切，从湖南湘潭走出来的毛泽东，从四川仪陇走出来的朱德，从江苏淮安走出来的周恩来，生命轨迹也会向其他方向延伸。他们可能务农、经商、执教、从政，平平淡淡直到生命的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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