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1969年10月再启边界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虎林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苏方不承认两国总理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协议。后来,苏方作了妥协,同意进行讨论,并交换了几次方案。但因双方立场各异,怎么也谈不拢。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料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专家。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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