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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中部某省农村做调查，住了半个月。其间有趣的见闻不少，这里主要讲一讲老邓的故事和我的一些思考。 返乡创业：被“川妹子”刺激出的决策老邓年纪其实不大，78年出生的。在当下的农村，不要说纯农户，就是兼业农户，你也很少能找到这么年轻的。他是1995年高中还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在杭州的娃哈哈。问他为什么回来了，他说，有个当初一同打工的四川小姑娘回老家了，临走时撂下一句：“在外面干得再好，不如回家自己当老板。”这话严重刺激了他，中华儿女多奇志，此时不搏何时搏？ 2000年，他毅然决定回家。一开始是做小生意，卖烧饼，一天能赚100块钱。有了原始积累后，01年去当建筑工，顺便给当地一家企业运送木材。03年小有积蓄后，开始承包工程，当了包工头。 和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发现类似，老邓也是在07年左右决意退出的。一面是宏观调控锋芒所指越发明确，建筑行业、房地产业几近巅峰；一面是土地流转政策逐渐放宽、农业扶持政策越发明显。这让老邓找到了一条合宜的退身之路，他觉得，把地种好，也能做成一门产业。
干农活儿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以前至多农忙时帮着背背稻子，至于插秧、种子、病虫害、农业机械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一无所知。这种零基础却要速成的狂想，让他种了几十年田的老爹也十分不解：“没见过种田发财的。” 老邓现在的承包总面积为2660.8亩，涉及S、Q两个村，其中S村是他自己所在的村，Q村是他岳父所在的村。现在看来，这在“家庭农场”刚刚进入“一号文件”表述的当年，是明显超越了“适度规模经营”的“适度”二字。这样的经营面积，并不是最大，还说不上是特别大规模的资本下乡，但显然也远远突破了一般的“大户”界限。 这符合我们在其他区域调查的经验。农村的土地流转在最初往往就是带有礼俗性质的，即儿子打工、无暇耕种了，流转给已经分过家的爹，或者兄弟、姐妹、亲戚，这种礼俗式流转一般是不收取租金的。特别是在农业税费年代，种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你逃脱农村、逃离土地，是在摆脱负担、甩包袱，别人替你耕种，不问你要钱就不错了。当然，一般地，耕作者会被授权拥有这片流转土地上的部分甚至全部产出。 当市场力量进一步探入后，特别是大资本进入农村后，地价会被抬升，传统的礼俗式流转的动力会被撤除，当拥有闲置土地的农民面对提供更高地租（而且是货币地租）的经营资本时，很少会不为之动心，这时，流转就从免费的礼俗性质转变为收费的交易契约性质了。 但是要在传统村庄的熟人圈子里做大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还要遭遇不少人情世故。老乡们要算计，你小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万一你将来经营不顺，你赖账我们也拿你没办法。所以，反倒是在本村承包会阻力重重。老邓于是首先在Q村打开突破口，待做出效果，才转回头来开辟S村战场。协议是老邓与农户直接签的，这里面，Q村涉及133个农户，S村涉及82个农户。村委会起到的是沟通协调作用，但不直接参与其中，也不为之背书。 由于一开始对规模经营的成本收益没有概念，老邓在Q村与农民协商的承包费是500斤稻子/亩，每年10月31日按当时的水稻市场价格现钱结算。后来他发现给高了，难以保本。于是在S村时就定为400斤/亩。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高价。根据我们之前在上海郊区的调查，同期沪郊农村的平均承包费也不过才550斤/亩，但是承包者实际上却是可以种菜的（种菜的成本收益率比种粮可是要高得多），对此本地农民多半睁只眼闭只眼（按照惯例是“看品种下菜碟”，不同的品种收不同水平的租金）。 规模经营：在零敲碎打中累积改善规模经营并不是个新问题，从坎蒂隆到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一路到现代经济学舒尔茨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正反双方都能列出一堆理由。如果到现实中去发现，还会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偶然的线索。比如耕地的细碎化问题，怎么形成的呢？多半的原因还是初始分配时的公平考虑。所谓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就是时隔三十多年的第二次均田，每隔一段时间，这种均田的群众基础和内在动力总会被某种强大的社会情绪推动并付诸实施。 村民组（自然村）已经是一个相当小的农民认同基本单位了，但生产经营单位还是家庭户。即便是200个人的村民组，要在改革之初的分田到户中把土地分配好，也绝非易事。总要有好地、坏地、荒地、滩地、盐碱地、低洼地、灌溉条件好的地、灌溉条件差的地，怎么分呢？只好萝卜白菜，一样挑一点，平均分配。但是地理空间上的土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是东西南北、七零八落，大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是绝少集中连片的。本来人均面积就不多，再散布四方，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耕作成本。
这样一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上说，土地流转也就成了改变这种局面、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所以大户也好、企业也好、合作社也好，都是希望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完成土地的集中连片，然后进行土地整理、修机耕道、修渠，实施机械化运作。 老邓也是这样想的，包地的时候主动权在他，尽量选择连片包下来，如果连片之中就是有一两户不愿流转，那么通过村委会，将他们的耕地按原数量“平移”到连片的“边缘”位置，这种做法也是民间常说的“确权不缺地，动账不动田”。就是说，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这个账簿上，你有几亩地，这只是一个数目字，这是你的承包经营权，你的原始股，这是受法律保护是不会动的，是会永保你得以分享在集体收益中对应的那一部分地租或红利的。但是你不能死死咬住说，我要的就是最原始的那块土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是不能确保的，因为总要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流转来流转去，很多年过去，你的子孙甚至也早就脱离农业、五谷不分了，让你去确认你的地在哪里，你也认不出来了。 老邓与农民签的承包协议期限为Q村十年，S村五年。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这就是地价的力量，当土地价格处于上升轨道中时，人们当然不会愿意一次锁定那么长时间的收益不变。这在发达地区农村、在种植经济作物的承包户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在上海、苏南地区的种瓜果蔬菜的那些农民，地租可以高达1400-1800元/亩，租期则短到一年一签。一方面，这与作物品种有关。这类作物一般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耕种，比如西瓜对地力的汲取和破坏就相当大，所以出租土地给别人种西瓜的农户，就要做一锤子买卖的打算，一次性收取2000元以上的高地租作为补偿。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高价格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的持续走高也是重要的诱因。如此高的地租下，这种佃农经济还能大面积存在，跟消费需求庞大、经济作物收益率奇高不无关系。2008年初的全国性雪灾是一个转折点，它让很多大城市转变了对零星存在的郊区农业不屑一顾的姿态，转而大力扶持，提高自给率特别是绿叶蔬菜的自给率。 老邓的种植结构，与当地的一般农户差不多，一季水稻加一季小麦，还有蔬菜、水产若干。在访谈中，他详细讲述最近4年的水稻经营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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