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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新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他在主编《袁牧之全集》时,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看到不少汪曾祺文章。但凡有发现,他都第一时间与编辑部联系,并寄送“新发现”。他说,汪曾祺曾有旧体诗写给出版家范用,其中有一首为《咏王婆》,最后一句此前被认为是“不许高墙碍落花”,但他查阅资料时,在1992年的《文汇报》上发现,此句应为“不许高墙碍杏花”,他的发现被予以采纳。 汪曾祺原来并非大器晚成 作品有世俗美和高度智性 在《汪曾祺全集》中,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钓》,而这部作品是小说一卷主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光荣多年前发现的一篇佚文。 从2003年开始,李光荣因为从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往来于全国多座城市,翻阅了西南联大时期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发现了大量未经收集出版的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这其中王曾祺早期作品30多篇,而小说有20多篇。正是在此过程中,李光荣发现,《钓》刊登在1940年6月22日《中央日报·平明》第241期,比此前学界认为的汪曾祺处女作《复仇》《悒郁》都要早。 李光荣说,在文学界,汪曾祺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但事实上,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一次次的全新发现,更让他重新认识了汪曾祺。 李光荣认为,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两条路径,其中现实主义作品《老鲁》《鸡鸭名家》水准很高,现代派作品《谁是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待车》也让他印象深刻。李光荣说,汪曾祺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很强的连接关系,“他早期作品不写大人物,都是普通百姓,不写大城市,爱写小镇。后期作品也是这个路子。”在他看来,汪曾祺的文学思想、文学风格都来源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已经很有名,学校的女生说,汪曾祺是写自己看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诗的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汪曾祺是把40年代的文学风格连接到了80年代。” 郭娟说,她复审了全集全部稿子,对汪曾祺的了解也不断深化。在她看来,汪曾祺是个暖男,对万事万物皆有情,对女子、对儿童、对手工作坊里的手工业者都有爱。但郭娟也感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越来越推崇鲁迅,他变得有锋芒了。 研究鲁迅、汪曾祺的著名学者孙郁认为,《鲁迅全集》后,最有分量的当为《汪曾祺全集》。他总结道,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召唤出来,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汉语言文字的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充满了智性。“他又有很高的智慧,他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这个本领不得了。”(路艳霞)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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