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英雄地，斗兽场。很多回忆让他们怅然，还好前路更长。

回到香港一年了，郑嘉森再度谈起北京，他觉得北京的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仿佛很轻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北漂就是一心工作。而香港青年有一种执念，无法把租房作为常态，很多人觉得奋斗出一套房子就是人生目标。

事后看来，技术合伙人拖缓进度似乎是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让计划之内的投资变得遥遥无期，拖垮了所有人的信心。2017年春节，李维乐回香港做老本行金融，兼顾创业项目。郑嘉森在香港重新招揽团队，第一轮融资已经落实，梦想换了一个摇篮。

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女朋友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修皮鞋，白手起家办了间皮鞋厂，前些年温州企业遭遇倒闭潮，女朋友家的厂子顺势关掉了，父母拿着那些钱放贷，现在生活很好。尽管创业意味着暂时的分离，女友仍然支持他。有时候，两个人会聊起彼此成长的经历。早年近似于野蛮生长的温州企业家，唯一能够抓在手里的只有机会，这个观念浸润在女友的成长和父母对她的言传身教中。对于出身律师家庭、从小按部就班的郑嘉森来说，那些描述散发出新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就开始向往。

李维乐来到北京的夏天，刚好瞥了一眼创业大街喧嚣的尾巴。三个月前，总理来到创业大街喝了一杯咖啡，这个强大的信号给正在酝酿的资本寒冬吹响了复苏的号角。之后的一个月，中关村核心区的税源登记户增加了4202家，这个数字相当于2014年整年的40%。但热闹背后的不安可能是，尽管咖啡馆里挤满了创业者和被“总理咖啡”吸引过来的游客，和媒体描述的一样，但李维乐设想过的知名投资人来咖啡馆演讲布道的激情场面，一次也没见到。

一切都太快了，创业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两个月后，经过代理公司的协助，公司终于办成了。“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五天，人不用出门，把签名寄到需要的机构就行。”李维乐说，在北京他为了那些证件和印章跑断了腿，办事处的大妈特别热情：“哎呦小伙子你应该这样……”鼓励地拍他的胳膊，可就是事难办。

李维乐一天中的一半时间呆在写字楼顶层的Coffee Space，而不是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在空旷的地方思考，这个习惯是从北京带回来的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而两座城市迥异的气质使思考几乎不可能滑向怀旧：Tower 535里的人们穿着职业装，三三两两围桌交流，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车开太快了，有些不敢过路。”郑嘉森毫不思索。

220米的长街浓缩了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国内创业大潮。2015年5月，总理来到创业大街视察。这一年被国内媒体封为“创业元年”，在香港，类似的说法叫作“港人北上创业的第三次机遇的开端”。这一年，在香港青年年度就业报告中，北上创业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两成。对于李维乐这样刚毕业的青年来说，未来选择原本是金融和地产两座大山之间的狭缝，但他却在媒体字里行间闪烁的机遇里，读出一种超越原本想象的“可能性”：“当时看到马云演讲的视频，怎么白手起家，创造伟大事业，就好激动。”李维乐说。而距离的遥远过滤了现实考虑。李维乐狂热地崇拜着马云，很想找他要一个签名，却在北上之前一直忽略一个事实：阿里巴巴不在北京。

创业孵化器机构里，会议、讨论、路演……热火朝天

早已忘记第一次开口是多么羞涩。每一天，他们给自己计时，今天要去推销多长时间，之后是结束战斗那样的轻松。最清晰的印象不是微笑和冷眼，而是彩色亮面纸的打印费花了九百多块。

北京最后的回忆带着一点哭笑不得。李维乐度过了最忙碌的春节，卖桌椅，退租，和房东道歉，最后拿回三分之二的押金。而郑嘉森乘坐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把手机落在了车里。他通过滴滴软件找到司机，司机说被后来的乘客拿走了。试着让司机帮忙联系乘客，说手机锁定没法使用。他说愿意出1000元买回来，不到20分钟，计程车又出现在机场门口。

当年，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上下铺和三张办公桌的小房子里，夜生活就是滔滔不绝的讨论、新送来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冰镇可乐。

另一样东西呢?是李维乐的笔记本解锁密码，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日期。他摇摇手指，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一些事情吧。”

再过半年，他去了心目中神秘的北京。

我向李维乐转述对方的话时，他在Coffee Space加班。电话里的声音仿佛黏住了，静寂，一分20秒，窗外的香港一片夜色璀璨。

郑嘉森比李维乐提前几天飞抵北京，直接搭计程车去了网上预订的短租公寓，在清华大学附近。他和李维乐上下铺，房间不算小，但是没有窗户，200元一天。因为“没有隐私感”，两个人白天尽量不在室内。

“会，太会了，亚洲父母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可能内地还好一点，很多成功创业的榜样摆在那里，香港父母会更传统，身边的年轻人走的都是挣高薪上车买房的路，就觉得只有那个正确。还有我之前的公司是开发游戏的，父母就觉得青年人和游戏连上关系就完了，就贴上宅男的标签了。”

“我见过雷军一次!……他们现在都不来了。”

以及很多攀谈的场合，李维乐说，自己其实拿不准是不是该敬一支烟?这也是萍水相逢的创业者介绍的技巧，可是怎么娴熟运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为什么这样?”他们常常讨论很久，这个结果和香港平台的反应迥异。按照最初的设想，内地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更大。设计方案想了很多遍，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二十来个电商App，元素反复参考搭配。

创业维艰，向前的每一个脚步都很激动，但从头至尾，最大的焦灼是钱。

“香港的父母也会这样控制孩子吗?”

李维乐说，在香港，最优秀的大学生读金融法律医学，互联网从来不是热门行业，哪怕今天也不是。

公司成立的那天去KTV庆祝，四小时，六瓶酒，很多热血歌曲的旋律涌上心头。

“……这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

是放弃太早吗?可似乎也不是，两年中缓慢的信心流失，不完全是对项目的预判失误，以及合伙人的“不靠谱”。而是他们越来越觉得，似乎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比如常年在咖啡馆徘徊，也见过别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双方语速飞快地对答，他听不清楚，练了那么久的普通话，可是拿到台面上，还是像一板一眼地介绍教科书。

无论如何，相比于近在咫尺的深圳和熟悉感更多的上海，北京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针对北上港人创业配套的设施和政策尚未完善，这一切使他们来北京创业近似于拓荒。在深圳工作的港人数以千计，但在北京，李维乐结识的年轻香港人圈子只有11个人，去三里屯刷夜都凑不到打折标准。“所以我肯定算是很勇敢的。”他笑着说，辞去日本的工作，从香港来北京，说服家里人的费力程度和逃婚没什么区别，连续吵架导致一家三口喝了几天梨汤润喉。

除了每天和技术合伙人商量开发进度，在最早期的半年，一切仿佛是停滞的。李维乐劝说投资人的同时，却无法安慰自己。而两度推迟开发周期，他已经感觉到对方口气的冷淡。

“可能有一天我们重新做起来，还会回到北京。”李维乐认真地说，精心保管的笔记本像是一件信物。

最初的投资承诺还在，App仍在按序开发，但危机感已经悄然笼罩。

“这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郑嘉森记得朋友在电话里自信的声音。他长住英国，找他代购的小伙伴很多，隐约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他们为此做过一次试验：小时候很多人养过挂在钥匙扣上的电子宠物鸡，在国内早就没有了，日本还在生产。他们批发了几十个挂在社交网站上卖，挑起一波对童年记忆的感慨，小鸡也一下子卖空了。

三年了，咖啡冷了吗?那一波热潮中催生的梦想，无论结出果实，还是化作灰烬，时间都已足够。李维乐离开了滚滚红尘，在高窗映着蓝天的写字楼里做金融分析，他的创业伙伴把项目移到了香港，重新起步，还有几个朋友留在理想地继续摸索打拼。但这不是一个讲述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它有着更加深邃的维度，这些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碰撞和融入，一层一层剥下惶恐和不安，踉跄前行，关于英雄的想象有多光鲜刺激，真切经历的时光就有多艰辛。

晚饭后和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李维乐向他们介绍在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比如滴滴收购了Uber，Uber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当时让他震撼许久，而过程更是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家人听得入神，可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耳濡目染，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第一周熟悉北京城。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内地人不少，带着李维乐练普通话。可第二天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他向售货员反复说：“我要胶袋，胶袋。”售货员拿起一个透明胶疑惑地看着郑嘉森，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付钱离开。他要的是塑料袋。

郑嘉森对我说，创业第二年，他越来越感觉似乎不应该那么草率地去北京。日常生活的差异，语言、生活习惯，都是细枝末节，但越来越空虚无力的感觉或许在于，两地创业文化的差异远不止此，而他们其实没有分辨清楚那是什么。“一定要总结就是，我们在香港长大，我们很了解香港，无论人还是环境。可是我们不了解北京，尤其是后面的病急乱投医，都是在模仿别人的做法，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不知道出了问题是为什么。”

投资人给他们第一个版本App的发布设了时限，临近这个日期的一个多月，技术合伙人发微信告诉李维乐：他要结婚了，事情多，可能做不完。

在车库咖啡，李维乐和郑嘉森给胎死腹中的App起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英文名字，中文翻译是“若驰”。英文名字后来用于香港的二次创业，中文名终究没有真正启用。

似乎过了快一个月，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大意是感觉压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团队的想法很分散，有时莫名其妙，或许是彼此历练不够，都还不够成熟。

但总归，没有被当面拒绝，这已经值得喝两杯酒来庆祝了。

当初，在融资之前，李维乐本来决定用在日本攒的钱“烧创业”，最后其实没损失太多，可这过程心急火燎，但现在想，那笔钱如果付了北京2015年的首付……

两个人都把马云当偶像，但一旦试着把马云的演讲往自己身上套，总会得出类似“脸皮太薄，做得不够”的结论。后来，郑嘉森笑着对我说，自省也是往前走的力量，环境本来就陌生，把问题归于环境，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但这个力量只有转化成行动，才能慰藉摇摇欲坠的信心。

“事情是巧合的，没有说北京司机素质不好，之前也丢过一次东西，司机发现就给我打电话，打了三个。”郑嘉森笑着说。

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都知道一个名字中带Green的代理公司，专门帮外籍和港澳台创业者代办成立公司的繁琐事项。金经理已经不记得那两个有些青涩的男孩，但在他的印象里，2015-2017年找过他们代理创业程序的香港青年每个月都有，大都彬彬有礼。他有时候会提醒他们，在内地做生意一定要入乡随俗，要让真正的本地人带着你走进这个圈子。

他笑而不语。

再度飞回英国，郑嘉森还是交了休学申请，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真正的原因是要去创业。